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书写新时代新乡土，发现时代新质，呼应时代主题，回应时代关切，弘扬时代精神，塑造新时代新农村新人物新气象，对我们身处的伟大时代和纷繁多变的现实生活做出热烈回应，具有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

　　作家付秀莹近期推出的长篇小说新作《野望》可以说是对这一话题的有力呼应。小说围绕农村女性翠台一家的生活变化和命运转折展开叙事，深入中国村庄的内部肌理，潜入时代现场的激流深处。全书二十四章由二十四节气命名，完成一个井然有序的轮回。在一年的叙述时间中，当代新农村的格局和气象，在作家笔下徐徐铺展，栩栩如生。《红楼梦》式的笔法，孙犁和沈从文式的抒情，在这里水乳交融，于对新时代中国乡村的书写中焕发出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光彩。

　　日前，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北京出版集团主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杂志协办的《野望》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北京出版集团党委委员、董事、总编辑李清霞，《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出席研讨会。蒋述卓、李师东、张清华、何平、王春林、张晓琴、杨庆祥、丛治辰、饶翔、徐刚、岳雯、李蔚超、崔庆蕾、刘诗宇等十余位专家与会研讨。本次会议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

　　《野望》既具有审美意义，也具有社会学价值

　　李敬泽认为，付秀莹的《陌上》《他乡》《野望》构成了乡土写作的三部曲。“现代以来，乡土写作的传统非常强大，但在时代变革中面临极大的考验，甚至有过枯竭的危险。在付秀莹这里，在这一两年来其他作家关于乡土的写作中，我们能看到乡土写作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了新的可能性。”他还表示，“《野望》将乡村振兴这种宏伟的主题实实在在落到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大时代的运行和变迁，是在人的心中、人的经验中、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被形塑和呈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野望》既具有审美意义，也具有社会学价值。”

　　李清霞表示，《野望》以新时代、新乡土为大的背景，围绕乡村女性翠台一家的生活变化与命运转折展开叙事，以点带面，以小见大，以一户或几户人家的生活变迁辐射整个“芳村”社会在新时代发生的沧桑巨变，映照出中国乡村在时代洪流中不断生成的新局面、新气象、新前景。女主人公翠台一家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勾连着中国乡村丰富复杂的时代表情，这几户农家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波折和起伏，与时代生活的风起云涌彼此呼应，互为镜像。

　　“乡村题材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富矿，今天的中国乡村到底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北方乡村正在发生什么？”李师东说，“《野望》从2019年年初一直写到年尾，也就是从时间上的小寒节气写到冬至时节。我们与小说里的人物同在一个大的时代语境中，因此芳村的大喇叭上说的金山银山、乡村振兴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不熟悉的是乡村百姓想把日子过好的实际生活愿望以及乡村日常生活伦理在今天的呈现和演进，尤其是时代风气之下乡村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这一切《野望》呈现给我们了。”

　　何平从代际的角度观察，他说，“70后”作家中很多是从书写乡村作为文学的起点，但持续写乡村且不断回应乡村现实的，付秀莹是值得关注的对象，“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写行进中的中国乡村？《野望》不只是作为付秀莹个人写作史上完成度特别高、审美价值特别高的小说，它也是对整个当代中国文学有提问能力的小说。此外，付秀莹写乡村振兴，乡村是她个人精神的故乡，也是她的命运共同体，付秀莹写乡村是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故乡，就像阿来在《机村史诗》里面写到的，他的写作是献给自己的同胞和亲人。某种意义上来讲，付秀莹也是作为芳村的女儿在写作。”

　　徐刚认为，从《野望》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自上而下的乡村振兴，一开始是悬浮的状态，然后慢慢嵌入到乡村的日常生活中，这种从悬浮到嵌入的过程也体现了付秀莹对乡村深入的理解，“一方面，这个小说写出芳村作为乡村内在的形态，人来送往，婚丧嫁娶，多是日常生活层面各种家常里短、人情世故的东西，所以乡村对自上而下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隔阂。但是家家户户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小说背后有一种总体的思考，就是如何让乡村真正富裕起来，这个小说侧面回答了为什么进行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岳雯感慨说《野望》是乡村土壤里长出来的小说，它栉风沐雨、节节生长，在付秀莹的叙述中乡村不再摇摇欲坠走向衰败、瓦解和幻想，恰恰相反，外部的进入让乡村有了新的力量，那个一成不变的乡村有了生机和活力，那些困扰翠台们的日子有了转机和生机，而这个生机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的，是从他们的内心深处长出来的。

　　芳村，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的文学的地理空间

　　阎晶明从时间和空间、静和动、变和不变、叙事和抒情等方面对《野望》进行了多角度的阐述。他认为，芳村在付秀莹的笔下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像故乡一样的地方，“在《野望》里，不变的恰是芳村这个地方，但是生活本身还是发生很多变化，这种变化不光是季节的变化，而且还有时代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改变，可能不是那种巨变，但她确实写出人性和生活当中的变化，包括大学生回乡参与乡村振兴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时代在这部小说里的一些气息上的变化，写得很生动。”（下转第6版）

　　（上接第2版）蒋述卓认为节气是付秀莹建构芳村地图时的重要坐标，“她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节气美学，而《野望》挖掘了节气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潜在联系，以二十四节气为顺序，依次叙述芳村百姓所经历的大事小事，小说结构显得更为精巧、有序，体现出节气作为章节结构和事件编排逻辑的持续美。”

　　王春林认为，《野望》是一部优秀的乡村小说，作者写乡村那些幽微的曲折的故事，又和时代、社会、历史、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是充满细节的优秀长篇小说。“如果说《陌上》采用的是散点透视的书写方式，《野望》的聚焦方式发生了变化，小说聚焦在翠台这个乡村中年女性身上，借翠台的眼光来观察、描写芳村的一切人和事，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乡村的日常琐事，作者对各种看起来非常细微的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的各个方面的生存困境的关注、展示，是《野望》非常成功的地方。”

　　杨庆祥高度评价付秀莹的写作，他认为，付秀莹的三部曲《陌上》《他乡》《野望》，通过持续的书写，构成了非常独特的芳村原点，这个原点不仅仅对付秀莹的写作构成重要的意义，也给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新的文学的地理空间。“付秀莹关注芳村日常生活细微的、恒常的变化，非常具体、非常丰富。我觉得她最懂的是农村里的人情世故，最懂农村尤其以女性为主导的伦理关系，包括妯娌关系、连襟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整个中国农村里面一个非常基础的、普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像潜流一样，但实际上又决定农村的整个结构，中国乡村世界内部的肌理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付秀莹把这个关系写活了。”

　　丛治辰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野望》在诗意和细腻的底下藏的是赵树理对于民间事态、人情书写的传统。他还对小说结构的处理给予高度评价，“小说关于翠台的部分写得非常精细，很多线头是由翠台引出来，张家长李家短都在这里有体现，但不是每个葫芦浮起来以后都要摁下去，这恰恰是真实的乡村世界，这个乡村情境可能给你留下印象的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它营造出一种乡村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付秀莹的小说特别具有电影感，她用一种非常巧妙的处理镜头的办法，有聚焦，聚焦之外那些场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但是又制造出一种似乎是山色氤氲的乡村感，这是非常高超的处理结构的技术。”

　　崔庆蕾认为，在芳村叙事当中，小说一方面写出当代乡村在自身文化传统的作用之下形成的稳定的结构，同时又写出乡村与时代的互动关系，“《野望》看上去是写一种循环性的日常生活，但是这种日常生活中蕴含非常丰富的变的因素。小说写了一批生活在外的芳村儿女，他们开始返乡创业，这种出走归来的模式极大颠覆芳村老一代人通过上学远离土地和乡村的传统观念，大批青年返乡成为芳村的一道风景，也是芳村融入时代的一个积极信号，他们的回归使芳村形成一种新的力量结构，成为推动芳村走向现代的新鲜力量。”

　　塑造了一个具有过渡色彩的当代劳动妇女的典型

　　张清华对《野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小说里的人物翠台是承上启下的“70后”乡村人物的代表，“她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一代，她的内心留守乡村的很多旧传统，但是她有一点文化，有一些不同于父母的新观念，她有相对清贫的生活和忍辱负重的性格，是一个活生生的当代乡村母亲的形象，她是朴素的，但并不高尚，也有小女人的私心，但她总体上是厚道质朴的，也有与时俱进的可能，对新事物可以接受。她是一个具有过渡色彩的当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守护乡村社会最后的伦理、道义、观念、风俗的底线，所以她也是一个很成功很感人的艺术形象。”

　　张晓琴表示赞同，她认为翠台是现当代乡村文学史上一个全新的人物，是应该进入现当代文学长廊的经典人物，“在我看来，翠台至少是新世纪以来真正的乡村女性形象，她已经不是铁屋子里沉睡的女性，她是非常清醒的，而且内心非常丰富、敏感，也非常自尊，同时她做事比较有魄力，是有自己内心意识的一个人物。翠台这个人物不单是一个小说人物，她还完成了作者在叙述过程中重要的功能，所以这个人物首先是重要的人物，同时也有很强大的人物叙述功能。”

　　饶翔表示，《野望》的叙事是聚焦式的，它的叙事视点在翠台这个人物身上，通过翠台家庭的矛盾，家庭内部的生活，再通过人物乡土的关系，辐射到其他人物和家庭，“《野望》有它特殊的美学价值，从翠台的观察能看到乡村的人情世故、伦理关系，就像我们读《红楼梦》一样，它是耐得住咀嚼的。”

　　李蔚超认为，芳村或者翠台给我们的是关于中国古典的、传统的、不变的乡村故土的承诺，芳村的亲切感，芳村的预言性、不唯一性，是因为作者告诉我们有翠台这样的女人，她念叨着、遵循着、持守着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种中国人的伦理。“翠台是慢半拍与时代变化的生活相随而行，她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安稳，她召唤我们回家，她替我们守护传统的乡土中国。但是翠台又是接受变化的，并且她和作家，和我们一样，对中国社会、中国农村的现实和未来是开放式的，所以我也认为这是这部小说在接续古典传统和保持当代性上的创造性。”

　　刘诗宇认为，《野望》的背后有一些更高的、更抽象的东西存在，这个东西是翠台的“野望”，“翠台的所有‘野望’都被非常精妙地包装在对家庭的责任感等很正面的东西里面，而让翠台这个形象和一般的乡村女性形成差别的，其实是香罗这个形象的存在，香罗每次艳压全场横空出世，每次把别人摆不平的事情摆平，都暗含着翠台的目光，其实翠台很想成为像香罗这样的人，只不过因为翠台过于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让她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这个状态。但是我们能看到，香罗这个形象其实是翠台心中‘野望’的一种外化，每个人身上都有翠台这一面，小说为我们每个人审视自己提供了一个角度。”

　　韩敬群表示，《野望》以点带面，以小见大，写出中国北方农村的风俗画，描绘了中国新乡村的浮世绘。乡村振兴应该是当代中国文学书写的一个大题目，如何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写作，付秀莹还可以继续发挥她的艺术天分以及她充沛的生活积累，跨越新的高度。”

　　付秀莹在答谢词中表示：“面对纷乱嘈杂的外部世界，更需要内心世界的宁静、安详，什么能给我们宁静、安详？对我来讲就是写作。”